1960年的一天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史的教授韦慕庭(中文名)兴奋极了,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位学生的一份毕业论文,论文成稿时间是1924年1月,是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英文。
附录一是《中国党的第一个纲领(1921)》。附录二是《中国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(1921年)》。附录三是《中国党宣言(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)》。附录四是《中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(1922年)。附录五是《中国党章程(1922年)》。米乐M6APP下载附录六是《中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(1923年)》。
如果是真的,将是一个重大发现,因为附录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是消失多年的,就连中国党自己都找不到了。
对中国现代史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:陈公博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,曾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,也担任过上海市市长米乐官方网站。汪精卫死后,此人一度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。
为了确定这个人的身份,他开始查阅资料,发现此人颇为奇怪,在哥伦比亚大学的“毕业生登记簿”上,登记过三次,分别是1923年2月28日、1923年9月27日、1924年9月,而三次生日不尽相同,分别是:1891年8月28日,1891年9月29日,1892年。
根据陈公博的身份,这位教授又通过《日本名人录,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》查询,发现陈公博的出生年份写的是1890年。
为了进一步确定身份,韦教授拜访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华裔唐德刚博士,这人也是很有来头,熟知中国情况,曾访问过胡适,和胡适做过好友。
看了相关资料,唐博士经过仔细研究,提出寻找陈公博的回忆录《寒风集》,答案可能就在这本回忆录里。
线索不多,但是看到了希望,米乐M6APP下载当时,堪萨斯大学正在和居住在香港的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。基于此,韦教授写信给张国焘,希望得到陈公博的《寒风集》。
韦教授满怀希望地开始查询,他没有失望,在《寒风集》书中191页开始的《我与党》一文中详细记录了相关的事项。
之后,韦教授拜访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后辈,又查询了的《西行漫记》等,就此出版了一本书《主义运动在中国》(英文版),韦慕庭写了这本书的绪言。
唯一的遗憾是,书中的《中国党的第一个纲领》中没有11条,从第10条直接跳到了12条。因为原文如此,哥伦比亚大学和韦慕庭尊重了陈公博的原文。
可惜,1960年的时候,中美还没有建交,严重对立,而且注重这类话题的美国人很少,因此,没多少人重视。中国的党史专家们也没办法看到美国出版的书籍。
不过,中国的党史专家们没有闲着,从建国后起,他们也在努力寻找“一大文献”。他们从另外一个渠道得到了另一份资料......
早在1950年,我们国内的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文章,名字为《中国党的成立》。
那是在1927年4月6日,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,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、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单位,还抓走了我党著名的领袖李大钊先生。
而从苏联大使馆搜出了一些书籍,其中就包括葛萨廖夫写的《中国党的成立》。张作霖让人将这些俄文文献作了翻译,并写成了文言文,并汇编成册,起名为《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》。
这文中将中国党的成立写得很详细,可是,没有收入“中国党第一个纲领”的原文。甚为遗憾!
接下来,有专门的翻译人员经过认真翻译,一大文献就翻译成了中文,并首先刊载在内部机密刊物《党史资料汇报》上。为了确认资料的准确性,1959年8月5日,中央档案馆将文件送到了董必武老先生那里鉴别。
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,但董必武老先生看了后亲笔复函,主要内容是:关于“中国党第一个纲领”等三个一大文献的内容,在没有出现中文原版之前,这是比较可靠的资料......
可以这样说,在大洋彼岸的韦慕庭教授查出一大文献的资料前一年,中国已经从苏联那里得到了一份可靠的资料,但是,那份资料并未公开,只刊载在内部刊物《党史资料汇报》。
由于俄文版“一大文献”获得后,并未公开出版,美国的韦慕庭教授一直认为他们是第一个发现一大文献资料的。
12年后,在韦慕庭出版了书籍之后的1972年,北京中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,在一本日本文献里发现了“一大文献”资料的信息,后来得知,日本文献的参照是美国出版的《主义运动在中国》。
因为是英文版,这本书并没有引起重视,也不知道在北京图书馆“躺”了多长时间,就和陈公博的论文在1960年才被发现一样。
有意思的是,英文版和俄乌版一对照,关于一大的文献资料基本一致,出奇的是,两个版本的《中国党一大纲领》中都缺11条。
“一大文献”的中文原版到底去哪里了?谁也不知道,毕竟,那些一大的代表们都已仙逝,而一大的代表中,能够坚持到新中国建立的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位,其他人要么是英年早逝,要么是退出党组织,要么是沦为叛徒。
或许,在未来的某一天,一大文献资料的中文原版会突然出现,这个实在无法预料。只能拭目以待了。